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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商:歷史反思與未來展望

 ——在湘商研究專家顧問座談會上的發言
周行易  
2008年11月29日                  

       湘商是近幾年進入大眾視野的一個新概念。什么叫湘商?周強省長曾在首屆湘商大會上說:在外地辦廠、經商的湖南人叫湘商,在湖南本土辦廠、經商的湖南人叫湘商,非湘籍人士在湖南辦廠、經商的也叫湘商。后來,我們提一切有湖湘經濟文化背景的工商界人士都可以叫湘商。這是廣義的湘商概念。其實這主要是說的湘商概念的外延問題,這個外延比明清時期的所謂商幫概念的外延要大大地擴展了。過去的商幫一般是稱在外地做生意的某籍的商人,而且“工”和“商”是有區別的,“士、農、工、商”歷來是古代中國社會群體的四大劃分。但是,狹義的湘商概念是什么?它的內涵怎樣界定?還沒有結果,希望大家關注。

       歷史上湘商的特征  

       過去有沒有湘商?有。而且過去湘商在歷史上也是很有名的。漢口的“寶慶碼頭”和懷化的“洪江古商城”就是湘商的作品。不過那時的湘商不叫“湘商”,而叫“湘幫”。晉商、徽商那時也叫“晉幫”、“徽幫”。與晉商、徽商相比,歷史上湘商有什么特征呢?我們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打”。這一點和湘軍是相通的,與湖南人的尚武精神密切相關。

       在明清時期,與晉商、徽商相比,湘商初期的整體實力相對弱些,做生意經常被欺侮,這就迫使它用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湘商開創的寶慶碼頭曾經就被徽商奪去,湘商打了一百年才最后奪回來。所以老一輩的武漢人今天說起打碼頭,都會提到湘幫,湘幫的尚武精神是特別強的。我們今天民間說的“打湘幫”,指的就是這回事。在洪江也是這樣。當時在洪江有這樣一種說法:“晉幫的票子、湘幫的拳把子。”“拳把子”就是會打。這就是歷史上湘商的特征。

       現在有人把“誠信”說成是晉商、徽商的特征,認為晉商、徽商講誠信,所以能成功,這樣的概括并不準確。誠信是商業的普遍規則,湘商做生意也是講誠信的,它在明清和近代有很多的生意伙伴,能做出個寶慶碼頭來,做出個洪江古商城來,不講誠信能行嗎?所以我們不能以“誠信”來概括某個商幫或商業群體的特征。如果要對晉、徽、湘三大商幫的特征作個總的概括,那就是三句話:“晉幫的銀票子、徽幫的算盤子、湘幫的拳把子。”這三個“子”,才是這三大商幫的基本特征,至于誠信,大家都是要講的。

       所謂“晉幫的銀票子”,就是指晉商的銀票。晉商最先搞錢莊,搞商業資本運作,搞“匯通天下”,越搞越強大,人們后來所認識的所謂“晉商”,就是這個意義上的晉商,所以“銀票子”是晉商的基本特征;所謂“徽幫的算盤子”,是說徽商特別會在商業交往中精打細算,通過精打細算找到自己的盈利點,徽商主要是在江浙一帶發展的,今天江浙一帶的人——特別是上海人仍然保留著這個特征,原因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最先是從這一帶開始的。我們現在經常聽到有人批評上海人小氣,其實這是精打細算,精打細算是保證你在商業交往中能夠盈利的一種基本素質,可見“算盤子”是徽幫的基本特征;當時的湘幫在這兩方面都不占優勢,所以就只剩下“拳把子”了。這是由來以久的湘人尚武精神在當時湖南商業領域的反映。這當然不是說湘商靠武力去征服市場,剛才說了,湘商也是講誠信的,而且在當時的洪江還流傳有湘商另外一個商業信條:“吃虧是福”,湘商是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很懂辯證法的。“打”,是它迫不得已的一種自我保護手段。

       湖南本土經濟落后的歷史原因

       今天我們看到湖南本土經濟不太發達,就批評湖南人不會經商,說湖湘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天生與商品經濟格格不入,事情不是這樣子的。這我們可以從明清時晉、徽、湘三大商幫的發家史上發現問題。

       中國的商業始終是在一種不健全的情況下發展的,始終沒有向現代商業文明過渡,沒有完成這個過程。中國社會歷來就是一個無商業規則的社會,是一個關系社會,政商關系網絡是中國商業發展的基本模式。中國商業的“領航標”是政治而不是市場,中國商業在歷史上沒有建立起符合現代商業規則的市場機制,明清時中國近代商業開始萌芽就套在這種模式中畸形發展,這種狀況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改變。

       明清時晉、徽二大商幫就是靠朝廷的政治動向和政策來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山西處于內陸,晉商為什么能發展起來?它靠的就是當時朝廷的“開中法”。“開中法”是整個明朝鹽法的主體,最初是主要為了供應北部邊寨軍事消費所采取的一個政策。山西有鹽池,食鹽是古代重要的商品,當時明王朝為了鞏固政權,多次出兵追擊元蒙殘余勢力,山西成了離前線最近的物資供應地,又產食鹽,晉商一下子就發展起來了,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江浙產海鹽,鹽也是徽商最大的利潤來源,徽商也是靠與朝廷建立密切的鹽政關系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這就是說,晉、徽二大商幫的崛起首先靠的都是“天時”和“地利”,通過天時地利有了一定資本,再去構筑更大的所謂“人和”關系,也就是政商關系。到了清末,這種關系直接通到了朝廷的最高層,通到了慈禧太后那里,晉商的喬家和徽商的胡家就是典型代表。冷靜地想一下,我們今天的特區經濟和沿海經濟也是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搞起來的。

       湖南在歷史上卻一直沒有像晉商、徽商那樣的機會,在今天也沒有像特區、沿海那樣的機會。所以湖南本土的商業氛圍一直濃不起來。但是湖南人是不服輸的,從明清資本主義商業萌芽開始,就放肆賣木材、賣礦產資源,硬是搞出了個寶慶碼頭和洪江古商城。這種粗放型經濟后來一直成為湖南經濟的基本格局。這是有傳統的。這種傳統形成了湖南人幾百年來的商業思維定勢。這是湘商在產品結構和產業布局上的一個顯著弱點,也是制約湖南本土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所以湖南本土經濟長期發達不起來。

       至于農耕文化,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不只是湖湘文化的特征。其實,農耕文化也是人類文明在某一階段的基本特征。農耕文化并不必然地阻礙現代商業文明的萌芽和發展,西方資本主義也是在西方農耕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類文明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從原始狩獵采集經濟時代越過農業文明而直接跨入現代商品經濟時代,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我們不要老是揪住農耕文化不放。

       湖湘文化對湘商的影響

       那么,湖湘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它對湘商有沒有影響呢?

       關于“湖湘文化”這個概念本身,目前在學術界是有爭議的,對它的內涵、外延以及特征還存在多種不同看法。在我看來,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種“天下情懷”,并由此產生的一種“悲劇精神”。湖湘文化在本質上應當是一種悲劇文化。當然,這個“悲”不是“悲哀”的“悲”,而是“崇高”、“悲壯”的意思。湖湘文化的這種特質對湘商的影響很大,但這跟所謂的“農耕文化與商品經濟格格不入”無關。

       我所說的天下情懷同現在我們常說的愛國主義層面上的湖南人的“心憂天下”是不完全相同的。現在我們湖南人老說“心憂天下”,我在網上看到有很多的外省人就不服,他們說:“只有你們湖南人心憂天下,我們就不心憂天下嗎?”可見,“心憂天下”不一定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特征是必須具有排他性的。我所說的天下情懷,是指湖南人潛意識中有一種對天下政權的密切關注意識,這可以理解為湖南人的政治情結。這是有很深的歷史原因的。

       據考古材料,我們發現中國人的“天下政權”觀念竟然就誕生在6000多年前的湖南(對此我將有專文述說)。人們原來常說湖南在歷史上是蠻荒之地,這只說對了一半,從夏商周以來是這樣,但在5000年前,中國文明的中心可以說是在湖南,而不在河南,這是被現代考古學所證明的。現在已有不少學者(包括非湘籍學者)在關注這個問題,遺憾的是,我們大多數的湖南人對此重視還很不夠。 

       遠古湖湘文化是隨著稻作文化向北方的傳播而傳播的。在這個漫長的傳播與交融過程中,遠古湖湘文化在中國歷史上至少經歷了三次大的悲劇性碰撞:第一次是“蚩黃大戰”(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第二次是“竄三苗于三危”(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第三次是“秦楚之戰”(戰國時代)。這三次大的悲劇性碰撞后的失敗遺族大都回流到了湖南,這對古代湖南人的心理影響是巨大的。在湖南人的文化基因中,由此埋下了一種失敗的巨慟和重新崛起的沖動的因子,也因此形成了湖湘文化的悲劇精神。可以說,從所謂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到近代湘軍的“扎硬寨、打死仗”,再到譚嗣同的拋血京華、陳天華的投身日本海,都是這種悲劇精神的反映。這就是后來楊度說的“若要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和陳獨秀呼喚的“湖南人底精神”。

       這種“天下情懷”和“悲劇精神”融合在一起,鑄成了剛才所說的湖南人的尚武精神,并由此形成了湖南人一種與眾不同的“氣概”。這種氣概對湘商和湖南本土商業環境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這種氣概反映在政治層面,就是“王者之氣”;反映在軍事層面,就是“霸氣”;反映在民俗文化層面,就是“蠻氣”;反映在經濟層面,就是“打碼頭”;從“王者之氣”到“打碼頭”再往下滑,就變成了“匪氣”。湖南人這股氣的上揚與下滑的轉折點在于“勢”的順與不順,勢順則氣上揚,能干出一番經天緯地的大事業,如近、現代史上出的那些偉人、名人;勢不順則氣下滑,也會搞得你下不了臺,這就是匪氣發作了。湖湘文化的極大開放性和極端封閉性、極大革命性和極端保守性都是由此來的——這在近代史上表現得最為清楚。

       每一個湖南人胸中都藏有這股“氣”,都想稱王稱霸,出人頭地,做最好的,寧為雞頭不為鳳尾,這本來沒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勢”不順,那就糟糕了。所以我們經常聽說湖南商人不團結,老想自己做老大把別人整下去,缺乏團隊精神;也經常聽說湖南官員的官本位思想比其他省份嚴重,居高臨下,缺乏公仆作風。因此,湖南人要想在今天的全球化商業格局中有所作為,必須先理“勢”,把“勢”理順,讓這股氣往好的方面發展。三一重工的“勢”是理得比較順的,所以他們現在要到國際上去“稱王稱霸”了。我們打造湘商,就目前來說,關鍵是要改造湖南的商業土壤,也就是理商業之“勢”。沒有好的商業土壤,是難以長出更多、更好的商業碩果來的。這實際上是如何弘揚湖湘文化的問題,這一點很重要。 

       怎樣看待商幫文化

       剛才說到中國的商業始終是在一種不健全的情況下發展,始終沒有向現代商業文明過渡,政商關系網絡是中國商業發展的基本模式,這是從大的商業背景上說的。從中國商幫的內部機制來看也是這樣。歷史上的商幫文化缺乏現代商業文明元素,商幫文化的核心是“血緣”、“地緣”、“人緣”、“物緣”和“神緣”,即所謂“五緣”。靠的是宗族親戚、鄰里鄉黨、同學業友、物物連媒、宗教信仰。這是一種人格化的“交易路徑”,雖然可以減低經營成本和信用風險,但帶來的后果是封閉和停滯不前。它與現代商業文明的契約精神、商業規則是相悖的,靠這種機制不可能向現代商業文明過渡,也不可能產生持久的真正意義上的商業繁榮。

       所以,一旦那種“天時”和“地利”優勢沒了,就會很快垮下來。正由于此,后來晉幫、徽幫的結局并不比湘幫好,由于這種外部的政商關系網絡和內部的“五緣”交易路徑的限制,他們也都沒能完成向現代商業文明的轉換。后來山西的整體經濟狀況還是不行,而現在晉幫的子孫們大都只知道挖煤炭賣,而且有人極不守商業文明規則,還搞出了個“童工”事件,鬧得聲名狼藉;徽幫的老巢江浙那邊好一點,是因為后來有大上海十里洋場的現代商業文明因子的持續浸染,與徽幫無關。但也不能說就完成了向現代商業文明的轉換,今天的溫商發了財,前些年還是利用“五緣”路徑抱團結伙揣著點錢到處炒樓盤。現在金融風暴北京樓市大跌價,組織炒房團瘋狂搶購的就是晉商和溫商,晉商甚至還組團包專機炒房,他們的錢是挖煤賺的,來得比較容易——在這點上,也可以看出晉幫財大氣粗和徽幫精打細算特點對這兩個地方商業心理的影響。

       所以,商幫文化是不可能真正完成中國商業向現代商業文明轉換的。不僅如此,這種商幫文化還是產生中國商業政商關系網絡的內在原因,是形成官商勾結、產生腐敗的溫床。它的影響是深遠的。由于它的影響,中國商人在整體上至今沒有樹立起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商業精神,他們普遍相信的仍是“勢力”和“強權”,而不是“真理”和“公義”,對此我們應有清醒認識。  

       中國商幫的這種“五緣”機制,很像西方馬格里布商人的“集體主義”。所謂馬格里布商人的“集體主義”,就是在遠距離商業交易中,聯盟選擇的都是內部人員作代理人,而一旦代理人有被視為違反聯盟利益的行為,整個聯盟就會對他作出集體性的、永久性的懲罰。中國商幫的狀況就是這樣子的。所有中國幫會組織的狀況也是這樣子的,我們在武打小說中經常看到某人被逐出師門,甚至被追殺,就類似這種情況。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江湖”。“江湖”處理問題總是按它自己的規矩和邏輯,缺乏社會溝通,所以它產生不了經濟法,也產生不了企業法人。

       西方現代商業文明拋棄了馬格里布商人的集體主義,是在另一種機制上完成轉換的。這個機制就是熱拉亞商人信奉的“個人主義”。所謂“個人主義”,就是在遠距離商業交易中,不排斥外部人作為代理人。他們是通過創立“社區責任”和類似法庭組織的仲裁機構來保證交易合約的有效進行,而不是靠聯盟的“集體主義”人格化路徑。這種機制更接近現代市場經濟和商業文明。后來在這基礎上產生了美國新教徒商人信條。

       如何規避商幫文化影響

       在我國,現在商幫文化還在暢行,這是因為中國商業仍然處在向現代商業文明的整體轉換之中,中國商業的傳統模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雖然我們已經普遍采用了現代公司制度,在形式上商業運作已進入了企業法人層面,但中國文化還沒有實現現代意義上的全面復興,傳統商幫的社會基礎還在,在實際操作上,仍然避免不了在政商關系網絡中游弋鉆營,所以我們經常見到有官商勾結、行賄受賄的案子曝光。

       當然,我們今天各省市區建立的異地商會,跟傳統商幫是有本質區別的,這主要是打造一種各地區的經濟、技術、信息交流平臺;它的內部管理也不是靠幫規和行規,而已納入全社會的整體法律框架之中。但也必須看到,“地緣”和“人緣”仍是它的基本紐帶。所以,我們要努力避免傳統商幫文化對它的影響,而要以中國人“愛鄉土”的傳統美德為核心,把它建設成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新型商業組織。“開放”與“交流”應是它的基本特征。

       僅靠“地緣”、“人緣”很難招到商,因為商業關系不是靠感情來維系的。商業的本質是盈利,有利可圖,不招自來;無利可圖,招也不來,這就是殘酷的商業法則。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從古至今,所有的資金流、人才流、技術流、物資流,都是奔一個“利”字去的。這么多的優秀湘籍人才為什么流向外省,成了“異地湘商”?因為那里有利可圖、有錢可賺。所以,今天我們要把他們招回來為家鄉建設服務,不能僅靠“地緣”、“人緣”關系,不能僅憑“感情”,而要搞“筑巢引鳳”,扎扎實實地把“巢”(投資環境和項目)筑好,讓飛出去的“鳳凰”回來能安家生子,獲得實際利益,有比在外面更大的發財機會,能夠雙贏。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高興地看到湘商大會的領導機構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智慧和現代商業精神,雖然湘商大會也搞“招商”,但有關部門很有分寸地在調整和把握著“人緣、地緣”關系,努力避免傳統商幫文化的影響,并在第二屆時已將其擴展為有眾多非湘商代表團參加的全國性經貿合作洽談會,在筑一個更加開放的“巢”,為吸引包括湘籍“鳳凰”在內的更多的“鳳凰”來湘發展創造了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商業投資交易平臺,這是很有遠見的。  

       如何構建湘商品牌

       如何構建湘商品牌?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這里只能提幾點簡單建議。

       首先,要拋棄歷史上湘幫“打”的基本特征。尚武精神已不適應現代商業文明社會,現代商業文明社會以法律程序解決一切商業爭端,不需要依靠武力。尚武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特色之一,這就提出了一個湖湘文化轉型的問題。岳麓書院朱漢民院長在一次湖湘文化年會上提出過“湖湘文化的當代轉型”,湖南大學廖進中教授也在紅網論壇上反復抨擊“湘軍文化”而倡導“湘商文化”,他們強調的是湖湘文化從“軍政”到“經濟”的轉型,我這里是針對歷史上湘商特點,從法律層面再強調這個問題,即當代湘商應當是一個嚴格在法律框架內開展商業活動的具有現代文明風范的經濟群體。

       其次,要敢于拓展湖南人的“天下情懷”,正確疏導湖湘文化的“王者之氣”和“霸氣”,堅決擯棄湖湘文化的“蠻氣”和“匪氣”,讓“天下情懷”、“王者之氣”和“霸氣”成為湘商品牌建設的一種全新意義上的現代文化底蘊,使湘商成為一個擁有國際化視野、行業領軍氣魄、強烈競爭意識、大膽開拓精神、充滿銳氣的積極昂揚向上的經濟群體。

       第三,要防止重蹈傳統商幫的“人格化交易路徑”覆轍,勇于抵制傳統商幫的政商關系網絡商業操作模式,不慕“勢力”和“強權”,堅持“真理”和“公義”,使湘商成為一個具有現代開放意識、富有現代商業文明契約精神、嚴格遵守現代商業規則的經濟群體。

       第四,要徹底改變湖南人幾百年來的傳統商業思維定勢,突破湖南粗放型經濟的基本格局,形成有湖南產業特色的湘商“兩型”產品結構和產業布局。這是湘商品牌構建的實質性內容。

       目前,湘商作為一個群體經濟品牌推上歷史舞臺,以“兩型社會”的標準來要求,還存在很大的先天不足。這里我說一個現象:歷史上湘商發展到20世紀初,在兩個行業取得了一流的業績,一是在化工領域出了個范旭東,被譽為“中國化學工業之父”,毛澤東稱他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不可忘記的四個人之一;在礦冶工業領域出了梁煥奎、梁煥彝兄弟,被譽為“中國民族礦冶工業的先驅”。范旭東在天津,這之間也許沒有內在聯系,但這兩個行業竟然今天仍是湖南產業的基本結構。這是湘商最頭疼的問題。經過這幾年的結構調整,形勢仍很嚴峻。據不久前的數據:全省10大支柱產業有6大是高能耗企業,全省規模工業企業有60%是高能耗企業。全省高能耗企業的綜合能耗占全省工業能耗總量的90%。

       最后,我概括一下我對湘商概念的理解:湘商是指具有湖湘經濟文化背景,以湖南“兩型”特色產業為依托,具有國際化視野、行業領軍氣魄、現代契約精神,按商業規則和法律從事工貿活動的一個充滿銳氣的開放性的現代經濟群體。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的概念、進行中的概念、未來的概念。但它應是湘商品牌構建的基本框架,是湘商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們湘商研究關注的焦點。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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