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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之南:一種文化傳統的商業解讀

    1840:湖南人以經濟切入歷史拐點

 

1840年,爆發在珠江口的一場戰爭,把中國卷入到了世界歷史的現代進程中,帝國主義的全球化擴張撕下了所謂現代文明溫情脈脈的面紗,使中國開始了不斷蒙羞的災難歷史:船堅炮利的英國遠征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嶺南重鎮廣州,逼迫沉醉在康乾盛世余蔭中的清廷,簽下了第一份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拖入到了半殖民地化的泥潭中。

 

一個亙古未有的巨變時代來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沖突、工業文明對農耕文明的撞擊、新興帝國的崛起與老大帝國的衰朽——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格局重新洗牌,而器物層面的高下之分已然決出。

 

這是長達兩千多年之久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拐點,也是兩千多年來在中國政壇默默無聞的湖南的歷史拐點。 

 

在此之前20年,當清朝的王公貴族們還捏著鼻煙壺在老大帝國的虛假繁榮中醉死夢生時,一個叫陶澍的湖南人,以湘人獨具的眼光洞察到了這場危機。這位在岳麓書院宋明理學之風下長大、與近代商業文明毫不相干的書生,一登上中國政壇,竟以一種縝密的經濟頭腦和嫻熟的商業運作,對清王朝的經濟系統進行了一次大刀闊斧地改革,被譽為近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人。請看他的一系列動作——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走馬出任川東道,力主減官鹽價四之一以敵私鹽之議,于是“居民盡食官鹽,私販遂絕。數郡安堵而商銷亦倍額”;

 

道光五年(1825年),任兩江總督兼江蘇巡撫,以海運較河運省費過半力排眾議,悉心籌劃,將蘇、松、常、鎮、太倉漕米160馀萬石經海上運抵天津,開啟清王朝海運之先河;

       道光十一年(1831年),任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著手全面革除鹽政弊端:“裁浮費以輕成本”、“慎出納以重庫款”、“禁糧私船私以清綱銷”、“革五霸十杠以清淮北”,在官商勾結的晚清商場掀起一場大地震。

 

這是湖南人在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寫下的第一個大手筆。從此,風起云涌的湖南人才群體高吟著“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時代強音走向中國政壇,如群星般升起在歷史的天空。

 

陶澍死后一年,鴉片戰爭爆發。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狂濤夾著血風腥雨,無情地沖擊著古老華夏的國門。西風鶴唳,殘陽泣血。是守讓退卻,還是抗爭進取?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抉擇。當此之時,又是一位叫魏源的湖湘子弟,毅然站出來,將一張全新的世界版圖推到國人面前,拉開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視野,被稱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咸豐二年(1852年),魏源以湘人的豪氣與才情,勵精圖治,著成泱泱《海國圖志》100卷,對強國御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等經國大事進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這在當時不亞于一聲驚雷,振聾發聵!他主張積極學習西方技術,制造戰艦、火器;提倡開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制造與銷售輪船、器械;并在《默觚》中抒發“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思想,對清王朝長期固步自封的閉關政策給予了犀利批判。

       這是湖南人登上近代中國歷史舞臺后的第二個大手筆!它直接促成了中國近代工業的萌芽和洋務運動的興起。清王朝久閉的國門終于被湖南人打開。

 

至今仍有很多人弄不明白:為什么湖南人登上歷史舞臺后揮下的兩個大手筆,都與經濟有關?為什么率先站出來主張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提倡學習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是地理位置相對封閉、經濟以農耕為本的湖南人,而不是最早接觸資本主義文明、視野比較開闊的東南沿海人?

 

這似乎是一個歷史之謎。

 

但不管你明不明白,湖南人的這兩個大手筆,決定了中國近代歷史最后幾十年的走向: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其余風流韻甚至影響到21世紀的今天。  

 

 

“湘軍”:不是湖南的唯一名片

 

自20世紀初陳獨秀站在歷史的又一轉折點呼喚“湖南人底精神”、楊度站在多災多難的中華大地高唱“若要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近一百年來,在很多人(包括湖南人)眼里,湖湘文化的傳統就是多產政治家、軍事家;湖南的文化符號就是兩個字:“湘軍”。

 

“會打仗”、“霸蠻”——這種與現代文明和商品經濟似乎已格格不入的詞匯,今天幾乎仍被看成是湖南人的代名詞。 

 

不錯,“湘軍”的確是湖湘文化的一道風景:它以敢于犧牲、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等文化個性,把湖南人某一方面的精神稟賦宣泄得淋漓盡致;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以一種特殊方式所表達出來的憂國思想和救世情懷,仍不失為湘人的一種自豪。

 

但湖南人的自豪就只剩會打仗嗎?

 

事實是,且不說陶澍、魏源等對中國近代工業經濟發展的貢獻如此之大,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將領們對中國近代工業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也遠遠大于他們軍事上的成就。 

有學者指出——

 

“曾國藩弘揚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師夷智以造船制炮’的主張;別看‘智’與‘技’僅一字之差,卻意味著一種更大的開放和進步!

 

“‘智’的內涵比‘技’的內涵豐富得多。‘技’所包含的只是造‘堅船利炮’的技能,而‘智’則既包涵了造‘堅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即與此相關的科學文化和其他先進文化。”

 

更難能可貴的是,曾國藩不僅有此思想,還將其付諸了行動:1861年,他設立安慶內軍械所,制造“洋槍洋炮”,后又試制小火輪,1863年,造成“黃鵠”號輪船,并派容閎赴美國購買機器,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開山鼻祖;1865年至1866年,與其弟子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總局,后又為之積極籌措經費,派遣學童赴美留學,成為清末洋務運動的首創者。可見他比魏源眼光更遠,勇氣更大,思想更開放。這反映了湖南人在提出中國近代經濟改革的總體思路后,在認識上的日臻完善和新的發展。

 

曾國藩,這位在湘鄉(今雙峰)農村長大的湖南人的兒子、近代中國集儒學之大成者,能以如此的膽魄胸襟,沖破數千年儒學根傳,吸納世界一切優秀文化為我所用,開民智、興科學,他對中國近代歷史進步的影響,又豈是“會打仗”三字可以概括的呢?

 

左宗棠也是洋務運動的積極推行者。1864年,在閩浙總督任上,他開始籌備自造輪船;1866年,設立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大型的新式造船廠。為了掌握西方先進技術,培養人材,他在設立馬尾船廠的同時,還開辦學堂,延聘西洋技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和各種專門技術。他出任陜甘總督后,對洋務運動仍然抓得很緊:1871年,在蘭州建立甘肅制造局;1880年,又創設蘭州機器織呢局。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對民用工業,還提出了官辦不如民辦的主張。——這與我們今天的國企改革之論,在某種意義上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左宗棠,這位比曾國藩僅小一歲的湖南老鄉,由學而兵、由兵而商,幾經角色轉換,最后竟被清王朝任命為“通商事務大臣”!

 

慈禧太后肯定時人對左宗棠的評價:“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左宗棠死,慈禧太后心情十分沉重,因為她失去的不僅是一位軍事大員,還是一根支撐清王朝的“經濟大梁”啊。 

 

這就是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的湖南人。這就是被人們稱為只會打仗的湖南人。——湖南人,你到底應從你沉甸甸的歷史中打出怎樣的名片呢?

 

埋在地底下的商業基因

 

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一種地域文化的特色,往往決定那個地方的人們的精神、稟賦、性格和才情。 

湖南人的精神、稟賦、性格和才情,當然和湖湘文化有關。但湖湘文化在學術界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我們認為湖湘文化不應當同湖湘學派劃等號,單憑湖湘學派形成不了“心憂天下、敢為人先、堅忍不拔、經世致用、兼容并蓄”的湖湘性格。換句話說,正是先有歷史悠久的湖湘文化,才產生了后來影響深遠的湖湘學派。我們贊同湖湘文化是湖南這塊土地上從古至今兩種文明總和的觀點。近代湖湘才俊的敢為人先、經世致用、經營天下情懷,既來自岳麓書院的學術講壇,更來自湖南這塊土地上數千年的文化(包括原始商業文明)積淀。

 

20世紀末葉,對于湖南來說,是一個考古大發現的時代!人們在這塊古老而沉寂的土地上,發掘出了一萬二千年前的人類最早的原始栽培稻,發掘出了七千八百年前的中國最早的鳳鳥圖騰刻畫,發掘出了六千五百年前的橋樁和船槳……在中原黃河文明興起的五千年之前,湖南這塊土地上到底發生過一些怎樣的人類生命繁衍故事?

 

在洞庭湖澧陽平原,人們發現了一座城——

 

在這座距今六千多年前的被命名為“城頭山遺址”的古城地下,出土了大量原始人類的陶制器皿;出土了按照傳統觀點來說,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出現的夫妻合葬墓和殉葬的奴隸殘骸;出土了綴在貴族頸脖上的精美玉璜;出土了氣宇軒昂的原始宗廟;出土了灌溉系統完備的水稻田;出土了至今仍色澤鮮活的瓜類作物;出土了用紅磚鋪就的寬敞街面;出土了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制陶作坊群——根據這個作坊群的規模和布局,考古學家稱:這座城很可能就是當時的陶器生產和貿易中心。

 

這是迄今為止在我國所發現的最早的城市遺址,也是世界上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城市遺址!

 

城市是商業文明的產物。近代湖南人身上的那種似乎與生俱來的商業頭腦和經濟才干,是否與這座埋在地下的城市的商業文明積淀有關呢?

 

大概是在四千多年前,這座城市從澧陽平原上神秘消失。城中的人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但這座城市的制陶技術和貿易傳統,無疑是后來風靡世界的唐代長沙窯得以誕生的文化前提。 

長沙窯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制瓷手工業民營作坊,其瓷器生產是一種外向型的商品生產。唐代詩人李群玉曾這樣描述過它的盛況:“古岸陶為器,高林一盡焚。焰紅湘浦口,煙觸洞庭云。”因它的窯址——銅官石渚緊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濱,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在貿易上占有優越條件,從而成為古代長沙最早對外開放的口岸。

 

長沙窯產品當時銷到了全國各地乃至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從考古發現看,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出土了長沙窯產品,如朝鮮、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在國內,長沙窯產品在浙江、安徽、上海、江蘇、河南、陜西、福建、廣西以及廣東的揭西縣等地均有出土,在西沙群島也發現過一件長沙窯瓷器。長沙窯的陶瓷商品直接從潭州(長沙)出發,通過水運,從湘江入長江,經揚州、寧波、廣州等港口集散轉銷,開辟了一條通往南亞、東南亞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這條陶瓷之路,在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上,對世界經濟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而長沙,就是這條陶瓷之路的起點。

 

沅水與資江的記憶

 

湖南的地理位置雖然處于內陸,但在我國古代文明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國考古地圖集》這樣描述它的重要性:“沅水和資江始終是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古文化重要的,但長久被研究者忽視了的通道”。沅水和資江的這種文化通道功能,在明清時,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中國的萌芽,又一次發揮了它重要的作用:

 

一是在本土形成了洪江這個大西南的商業重鎮。

 

洪江,這個被稱為中國海上絲路中轉站的邊城,本處古湘西崇山峻嶺之中,它通過沅水一頭連著洞庭湖、長江,一頭連著大西南、南洋,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之際,以其大西南門戶位置和便利的水運交通,吸引了全國二十多個省、州、縣的商賈和流寓之人,逐步發展成為滇、黔、桂、湘、蜀五省地區的物資集散地,大西南地區的物資吞吐樞紐、金融中心和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文化中心。有人這樣描述過它當時的盛況:“商賈駢集,貨財輔輳,萬屋鱗次,帆檣云聚!”

 

在洪江古商城,今仍遺留有28個碼頭、28座宮(各行各業的集會處)、29大會館(商人建立的同鄉聯誼場所)、23家錢莊、18家報社、34所學堂、48個半戲臺、上百個店鋪和近千家作坊。

 

著名考古學家、國家文物局古建筑專家組組長羅哲文通過考察后,這樣評價它的歷史地位:“洪江古商城是中國近代商業發展的一個標本。它的輻射面之大,建筑群保存之好,在中國十分罕見,在世界商業史和建筑史上,也有一定地位。它是中國保存下來的唯一古商城,堪稱‘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活化石’”。

 

二是通過資江航運在九省通衢漢口創建了著名的寶慶碼頭。

 

寶慶即今之邵陽。它是古代資江流域的軍事重鎮和商業中心。地處資、邵二水交匯處,其山川形勢與武漢極為相似。魏源就是從這里蕩一葉扁舟走向世界的。

 

資江是中國歷史上最神秘的一條江。它的中段在宋熙寧五年(1072年)前還一直被一個叫“梅山蠻”的原始土著部落占據。資江中段宋以前的歷史,至今仍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黑洞——酈道元的《水經注》資江中段空缺,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資江中段空缺,所有中國史籍對它都沒有記載。1994年4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華南及印度支那半島人類研究所所長、國際瑤族研究會會長李穆安(雅克·勒穆瓦納)博士,為流寓巴黎的數千名梅山人到這里尋根,也未探出個究竟,最終郁悶而歸。

 

資江是全國唯一以“資”取名的一條水系。“資”的字義構成與行旅盤纏有關:“次”是旅次,“貝”是貨幣,古代商賈的行旅盤纏就稱“川資”。那么,資江的得名是否意味著它是遠古時期湖南這塊土地上最重要的一條商運航道呢?

 

也許那段塵封的歷史,將永遠塵封下去。但資江流域人在應接明清資本主義的商潮時,的確表現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霸氣、嫻熟和匠心——

 

他們創造了一種在世界運輸史上都絕無僅有的叫做“毛板船”的巨型水上運輸工具,征服了水流湍急、礁多灘險的資江,源源不斷地把竹木、煤炭、土紙、茶葉、桐油、生漆、生鐵和銻礦等物產運到武漢,并將“毛板船”拆作木料與貨物一同賣掉,這樣,既節約了造船成本,又省去了返程時逆水行舟的時間,從而大大提高了運輸效率和效益,獲得了更多的利潤空間。資江的商賈們就憑著這種敢想、敢拼、敢創新的精神和豐富的航運經驗,在漢口闖開了一片天地,建立了威震長江的寶慶碼頭!

 

在漢口的眾多碼頭中,寶慶頭碼是位置最好、面積最廣,勢力最強、貨物吞吐量最大、人氣財氣最旺的一座碼頭!老武漢人都知道:漢口這座國際化商業城市,是從一條叫“漢正街”的街發展起來的;而漢正街,又是在寶慶碼頭的基礎上形成的。今漢正街上絕大多數老居民,都是湖南寶慶人的后代。

 

 大武漢500年經商的歷史相承至今,寶慶碼頭可以說是它崛起的脊梁。

                                        

1978:湖南突圍與崛起

 

“湘流北去,岳色南來。”——懸掛在長沙天心公園大門上的這副楹聯,比岳麓書院那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的楹聯,似乎更值得今天的湖南人尋味。它好像在提醒湖南人:過去那段輝煌的歷史,宛如一條遠逝的長河,已永遠凝固在了蒼茫大地。

 

這副楹聯又使我們想起了偉人毛澤東在一個革故鼎新的重要歷史時刻,在山城重慶高吟出的那兩句豪邁的詩詞:“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一個舊的時代終結,一個新的時代到來。

 

——1949年后,面對一個和平建設年代,湖南人將如何施展自己的豪情才智?從1949年到1978年,二十九年間,湖南與全國一道經歷了一段大悲大喜、大徹大悟的歲月。

 

從1840年到全國解放,以往的一百多年,湖南為中華的振興、民族的解放,貢獻了太多的生命和鮮血、太多的精力和時間。一百年多過去后,她竟然顯得如此蒼老:革命老區依然是這般貧瘠;湘軍的后裔們回到了他們祖輩原來的農耕生活;洪江明清湘商的子孫們已經一貧如洗,古商城湮沒在大山的暮靄之中;而寶慶碼頭豪商巨賈的家鄉,也只留下了許多叫“橋”、叫“鋪”的地名——“橋”是他們對外面世界的希望,“鋪”是他們對商賈生活的回憶。

 

在以往的一百多年間,湖南這塊土地上雖然也誕生了范旭東、李燭塵這樣的著名實業家、民族化學工業的開拓者,誕生了梁煥奎、梁煥彝這樣的著名礦業主、民族礦冶工業的先驅,但湖南的工業底子實在是太薄了:1949年,湖南從國民黨政府手中接收的企業只有300多個,接管的物資僅有黃金229兩,白銀240兩,銀元61979元,棉花97300斤,布1099匹,機車53臺,車皮623節,汽車327輛,大小船只39艘。而且,由于長期戰爭的破壞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朽,許多企業在接收前已經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面對一個新的工業文明時代的到來,湖南人一面仍坦然扛起“天下糧倉”的重荷,一面卻心急如焚。

 

那條曾奔騰過、呼嘯過的湖南歷史長河,凝固在中華大地,也凝固在所有湘人心間。湘人胸中流淌的熱血,是它永不停息的波瀾——

 

1978年,當改革開放再次成為歷史潮流,湖南人顯得異常激動——那是一種對商機的天生敏感,一種與傳統對接的渴盼興奮。1979年,當鄧小平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決定設立深圳等五個經濟特區,湖南人已經是迫不及待了。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反映最快、行動最早、奔走最急、去的最多的就是湖南人。 

那一年,成千上萬的湖南人奔向深圳,成了浩浩蕩蕩的“南下大軍”的先頭部隊和主力部隊。據一個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深圳說,上世紀80年代,深圳那真是湖南人的天下!你走在大街上,到處都是滿口湘腔的普通話,以至于你會產生幻覺:這到底是在深圳,還是在湖南?

 

今湖南人在深圳的數量將近100萬,僅次于在深的廣東人,居外省人之首。他們活躍在深圳的各行各業:從普通打工者到公司白領,從商界翹楚到知識精英,從企業高管到官場大員……據了解,深圳有400多家較大型的企業由湖南人創業或掌控;湖南人操理的酒店、飲食、服務業三大部門每年以60%的速度增長。深圳IT巨頭金蝶和朗科的老總都是湖南人,中興通訊副總裁謝大雄是湖南人,長城集團董事長王之是湖南人……2002年開始評選的“深圳市市長獎”,第一、二屆均由湖南商人獲得。“無湘不成商”——在深圳正成為新的商業神話。

 

當今網上有一句順口溜很形象:“好大一個深圳城,遍地都是湖南人;好大一個海南島,到處都有湘人跑。”——豈只是深圳、海南!湖南省省長周強說:在中國和世界的許多地方,都有湘商忙碌的身影。他們不僅人數眾多,而且不少人已經卓有成就,在福布斯富人榜上,已經出現不少湖南商人的名字。 

從1978年到2007年,又一個二十九年。在這二十九年間,湖南本土經濟也經歷了一場艱難的蝶變,正在迅速崛起——

 

改革開放后,湖南這塊沃土上久蓄的經濟能量得到空前釋放,湖南人在經濟方面的聰明才智獲得全面展示。瀟湘熱土,群星燦爛;經濟湖南,英雄輩出!二十九年間,三湘大地涌現出了一大批成功企業、企業家和優秀商人。特別是近幾年來,湖南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構建優勢產業鏈,以華菱鋼鐵、長豐獵豹、中聯重科、三一重工、遠大空調、株硬、白沙集團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在全國乃至全球有影響的龍頭企業迅速崛起、不斷壯大,湖南經濟結構產生了歷史性變化,“十大標志性工程”能量突顯,工業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一個“經濟湖南”的現代新形象正逐漸凸現在世界前面。 

 

湖南正在闊步進入一個現代商品經濟社會。“十一五”期間,湖南將進一步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進程,推進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培育具有比較優勢和較高市場占有率的精品鋼材、有色深加工、汽車及零配件、工程機械和食品等產業為主的50個產業集群,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工業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快速協調發展的產業格局,到2010年,湖南的二、三產業將占全省經濟總量的85%以上。 

今天,湖湘文化正在完成一種歷史性的傳統價值取向轉變。湖南人正在完成從歷史上“湘軍”到當代“湘商”的劃時代角色轉變!湘商,作為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創富群體呼之欲出,在全國乃至世界經濟格局中已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從六千多年前洞庭湖澧陽平原上那一株城市商業文明的萌芽,到鴉片戰爭后烽火連天的歲月里湘軍的沉重鐵騎,再到今天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當代湘商們繁忙的身影——湖南人在不經意間已完成自己心路歷程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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