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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氣壯話湘商

   2006年秋,“湘商”話題自長沙市雨花區“十大魅力湘商”評選活動引入大眾視野,即招致廣泛爭議。很多人認為,湖南人只擅長打仗、搞政治,不擅長經商,歷史上只有“湘軍”之說,沒有“湘商”之說,歷史上“十大商幫”中就沒有湘幫;而現在湖南人在商業上也沒有成氣候,因而提“湘商”不妥。作家王躍文就撰文說:“尚需時日話湘商”。這種認識由來已久。如在2005年9月舉行的“發展中的湖湘文化與城市經濟論壇”上,著名主持人楊瀾也曾談到“山西有晉商,福建有閩商,而湖南卻沒有湘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認為這種認識是出于對歷史和現狀的無知,傳言者都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如果任其流傳,不僅不利于湘商事業的發展,對提升湖南人的經濟自信力也極為有害,必須予以澄清。
  
  “十大商幫”:一個歷史偽命題
  
  所謂中國歷史上“十大商幫”之說,當今流傳甚廣,它們指福建商幫、廣東商幫、陜西商幫、山東商幫、寧波商幫、晉商、徽商、龍游商幫、洞庭商幫(今蘇州市西南太湖的洞庭東山和洞庭西山商幫)、江西商幫。不錯,如果用所謂的“十大商幫”作為是否有“某商”之藍本,湘商的確沒有納入其中,湖南人提湘商,是有點不對路。但殊不知,這所謂的歷史上“十大商幫”,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以此來證明湖南人會不會經商,實屬笑話。我不知道這個“十大商幫”的說法是出于哪位學人之手,但查遍清以前所有文獻,均不見有此一說。

  中國歷史上不僅沒有“十大商幫”的排位,而且,據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范金民先生研究,在清末以前,并沒有“商幫”之稱。當然,也沒有“晉商”、“徽商”的名詞。“十大商幫”,從何談起?

  在唐代,中國商業運輸一概稱“綱”。如唐廣德二年(764年),負責漕運的河南尹劉晏從揚州運米到河陰,“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①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綱運。

  宋代,內河運輸有糧綱、茶綱、鹽綱等各種綱。北宋末年朝廷搜羅民間花石有“花石綱”。如《水滸傳》就寫到了“生辰綱”、“花石綱”。宋元明時代,官私海外貿易也一直以“綱”的組織形式進行。如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五月,朝廷“遣內侍八人赍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②這是目前所知我國最早的海外貿易中的綱。

  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貿易中出現“客綱”。“客綱”是將客商與綱結合在一起的稱謂,是地域商人在經商活動中的商業組織形式。到明萬歷后期,各地鹽運業采用“綱運法”,才從形式和內容上為“商幫”名稱的產生提供了前提。

  這種在綱運法下承運綱鹽的綱商,在清代前期的福建鹽區,曾被稱為“商幫”。纂輯于道光十年(1830年)、記載清代前期福建鹽法的道光《福建鹽法志》,卷十三《配運》稱“商幫”的有39個幫。這些“商幫”都以地域來命名,由專門的“商幫”來承運固定地域的鹽斤。雖然從組織形式和構成來源看,結綱營運的鹽商,已有了商幫的“幫”的特征。但這里的商幫,是以行鹽的方向或地域來稱幫的,與后來稱某地的商人群體為“幫”還不完全相同,更無日后指稱外地商幫的“客幫”的意義,不是今天所說意義上的商幫。

  “商幫”之名在清前期的福建鹽運中出現后,并沒有在商業活動中獲得普遍稱號。直到清后期,中文文獻記載我們今天所說意義上的商幫稱“商幫”或某某商幫的至今未見,而通常只稱“幫”或“客幫”或某某幫。

  直到清末,中文文獻中才有“商幫”字樣。宣統二年(1910年),天津的福建、廣州、潮州三幫商人在呈文中一再自稱“商幫”,如謂“商幫等從不見買客一面”、“一若以商幫為遠客”、“商幫素推其殷實”等等。③這是目前所知地域商人自稱為商幫的最早記載。

  首先直接將地域商人集團稱為“商幫”的似乎是日本人。1907年,日本駐漢口領事水野幸吉在《漢口中央支那事情》一書中介紹漢口的“商業機關”時,不僅列舉了漢口按行業而分的著名的鹽行、茶行、藥材行、廣東福州雜貨行、油行、糧食行、棉花行及皮行八大行,還有“漢口在住各商幫取引高比較表”,明確提到“商幫”。并且,還對“幫”作了解釋,稱所謂“幫”是同鄉的商人相結合而成的一團體,各冠以鄉里之名。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說意義上的“商幫”。

  總之,到清末民初,才直接有“商幫”的說法;“商幫”一詞,才開始普遍出現在文獻記載中。而直呼為“某商(如‘晉商’‘徽商’等)”的,實屬未見。
  
  “湘幫”:明清商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果以有沒有“幫”來衡量一個地方的人是否擅長經商,那么,我們將發現,湖南人不僅擅長經商,而且湘幫在明清商界中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早在明代,就有湖南商人順湘、資、沅、澧四水過洞庭湖去闖武漢,在那里開辟自己的商埠。清咸豐年間,為加強湘籍人在漢口的凝聚力,寶慶府在漢商人,在漢口建起“寶慶五屬同鄉會”會館,并在會館附近漢水出江處的集稼嘴,建起自己的專用碼頭——寶慶碼頭。 

  后來,湘人來漢經商者日漸增多,見漢口已十分擁擠,遂朝漢水南岸的漢陽發展。逐漸,在漢陽鸚鵡洲上,居民逾萬,2/3是湖南人,形成了包括寶慶府在內的長沙、衡州、常德、辰州五府十八幫龐大的商業民居群落。

  五府十八幫形成年代不一,所占灘基也有大小優劣之分,均由各幫商人輸資,建有所屬會館。自鸚鵡洲尾桂陽宮起,到抵近老關的上寶會館止,共有28座,如洪埠會館、歧埠會館、寶慶會館、四溪公所、清埠賓館、同利會館、二都賓館、馬埠公所、長衡會館、永順公所、西湖五屬靖幫公所、辰州會館、益陽賓館、上益賓館、桃埠公所、二里會館、敷溪會館、常德會館、陵源別墅等。到清同治年間,鸚鵡洲灘地已全部為湖南商人所獨占,鸚鵡洲被武漢人稱為“小湖南”。

  湖南幫在大武漢的商業陣營十分龐大,其勢力超過了徽幫。因當時寶慶碼頭是漢口最大、最好的碼頭,故常引起其他省商幫的覬覦爭奪。就連一向以儒雅著稱的徽商,也暗自習武,參與寶慶碼頭爭端,由此引發了兩幫長達百年之久的碼頭爭奪戰。據載,嘉慶初年,漢口寶慶碼頭開辟后不久,即為徽幫所據。由于寶慶幫船只路遠,往返時間長,當時又沒留專人看守,徽幫便乘寶慶幫返船之機占了碼頭,不讓寶慶幫船只靠岸。咸豐六年(1856年),寶慶幫在湘軍將領劉長佑、曾國荃等人的支持下,糾合船民,大敗徽幫,并乘機擴大地盤。此后械斗一直不斷,到1949年解放后方告停。

  前幾年,作家方松華著《風云大武漢》,即以“寶慶幫”、“益陽幫”、“安化幫”為主線來寫的。因這三幫不論是人數還是生意規模,都是武漢三鎮碼頭最大的幫會;由于其他幫會規模名氣小,無法承載大武漢百年碼頭江湖文化,故只好以“寶、安、益”三幫為代表來展開大武漢的碼頭風云。今天的漢口,仍多見“寶慶”等商業語匯。

  湖南幫在其他商埠也有勢力,如在大上海,在蘇州、杭州、揚州一帶均很活躍。光緒初年湘籍鹽商在揚州所建的湖南會館至今猶存,其磨磚磚樓現為揚州最華麗的門樓。

  湖南幫的觸角甚至伸到了大西北。魏麗英先生《明清時期西北城市的“商幫”》一文稱:明清時期,在西北地區活躍著許多內地商賈,他們以鄉土地域關系為中心而結成各種商幫,如晉幫、津幫、湘幫、陜幫、蜀幫、豫幫、鄂幫等(《蘭州學刊》2)光緒元年,左宗棠經準奏為督辦征西軍務大臣,他決心“恢復新疆,以衛京師,通商務”。次年左宗棠令劉錦棠統帥湘軍馬、步二十四營,出星星峽,沿天山北路向烏魯木齊進發。天津商人瞅準商機追隨軍營大獲其利,湖南商人不甘落后,亦紛紛趕來大營,他們依靠軍政界的關系根基逐漸雄厚,特別是湘茶之利,由湘幫一手操縱。

  大西南更是以湘幫為龍頭。湖南沅江之濱的洪江市,號稱“萬商淵藪,乃七省通衢”,明清時為大西南的商業物流中心。其時洪江的各地商幫極為活躍,“客籍流寓者,咸立會館”,有江西會館、徽州會館、貴州會館、福建會館、黃州會館、衡州會館、寶慶會館、辰沅會館、湘鄉會館、七屬會館等十館。其中七屬會館等五個會館為湖南商人的會館。洪江至今仍遺留有成百上千的商鋪和作坊,是“中國保留下來的唯一古商城”,被文物專家稱為“中國近代商業發展的一個標本”、“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活化石”,“在中國十分罕見,在世界商業史和建筑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羅哲文語)。

  湖南商人對桂、云、貴、川西南諸省影響甚大。如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湖南寶慶、邵陽等地行商肩挑自用雜貨擔,入廣西龍勝串村走寨,“民稱雜貨佬”。后廣東客商沿珠江逆流而上縣境,以絲絨、機紗毛巾、毛筆、圓鏡、安南桂油等貨游鄉,人稱“湘粵兩擔”。及粵東會館和湖南會館建立后,部分行商在當地擇居而成坐商。

  《廣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載侯宣杰先生《商人會館與近代桂東北城鎮的發展變遷》一文稱:清代以后,桂林城內建立了10多個省籍的會館,實力較雄厚者有湖南會館、廣東會館、江西會館、福建會館、江南會館等省籍的會館。桂林著名的土布業大戶張永發即湘籍商人,實力雄厚居桂林之首,擁有桂林布匹、染坊的壟斷地位。湖南幫在桂林還經營匯兌和發行憑票,資本最大者為福泰林商號。

  湖南幫在中國商業史上的地位可以說是舉足輕重,清末民初“商幫”一詞出現于文獻后,其所載商幫的重要文獻均會提到湖南幫:

  上文提到的日本駐漢口領事水野幸吉的《漢口中央支那事情》所載“漢口在住各商幫取引高比較表”中,列舉了四川幫、云貴幫、陜西幫、河南幫、湖南幫、江西福建幫、江南及寧波幫、山東及北清商、潮幫廣幫及香港幫、漢幫、湖北幫等,湖南幫排名第五位。

  1907年出版的由東亞同文會編輯的《支那經濟全書》,在介紹“在漢口的商幫”時,也提到“湖南幫”,還提到漢口茶業六幫公所,為廣東、山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六省所成立。

  民國四年(1915年)的《漢口小志》在介紹漢口的商業機關時說,“在漢口,著名者為四川幫、云貴幫、陜西幫、山西幫、河南幫、漢幫、湖北幫、湖南幫、江西福建幫、廣幫、寧波幫等。是等商幫為唯一之商業機關,各有會館公所。”

  清末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經調查,介紹漢口的外地商人時,有四川幫、云貴幫、陜西幫(含甘肅)、山西幫、河南幫、漢幫及湖北幫、湖南幫、江西福建幫、徽州太平幫、江南及寧波幫、山東及北清地方商人、潮幫廣幫及香港幫,共12幫,湖南幫在其中,湖南幫中更分成長郡幫(長沙)、湘郡幫(湘潭)等。

  在介紹上海的外地商人時,有寧波幫、紹興幫、錢江幫(杭州及其附近并錢塘江附近的商人)、金華幫、安徽幫(徽州府及寧國府的商人)、江西幫、湖北幫、湖南幫、四川幫、南京幫、揚州幫、江北幫、鎮江幫、蘇州幫、無錫常州幫、通州幫、山東幫、天津幫、山西幫、潮州幫、建汀幫、廣東幫,共22幫,湖南幫也名列其中。

  日本東亞同文會在調查后,于大正初年編纂了中國的省別全志,反映的是清末各地商幫活動的情形。湖北省卷列舉的在漢口的地域“商幫”,有四川幫、陜南幫、河南幫、云貴幫、湖南幫、江西福建幫、江西寧波幫、山東北清幫、潮幫、廣幫、香港幫等,錢莊有鎮江幫、湖南幫、江南幫、匯川西幫、江西幫、祥土幫、南昌幫等。

  《支那省別全志》陜西省卷稱,在桂林,桂林、廣東、湖南和江西四幫占最多數。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收錄了不少重慶的地域幫、行幫內容。第402頁載,嘉慶八年的小河船戶,有歸州幫、宜昌幫、湘鄉幫、寶慶幫、忠州幫和小河幫;第403頁載,各幫船戶議定承辦差事,有大河幫、湘鄉幫、寶慶幫、宜昌幫、歸州幫、忠州幫、小河幫;嘉慶九年議定大河幫差務,有嘉定幫、敘府幫、金堂幫、瀘富幫、合江幫、江津幫、綦江幫、長寧幫、犍富鹽幫、長涪幫、忠豐幫、豐幫、宜昌幫、辰幫、寶慶幫、湘鄉幫等。其中的湘鄉幫、寶慶幫、辰幫為湖南幫。

  以上史實,鐵證如山,誰還能說我國歷史上沒有湘商、湖南人歷來不會經商呢?湖南人在明清商業史上的成就,應當是被其在近代史上更輝煌的軍事、政治成就的光芒所掩蓋,所以造成了今人的“湖南人不會經商”的錯誤認識。
  
  繼往開來:看當代湘商崛起
  
  改革開放后,湖南人再次顯露出了經商才干。當代湘商,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崛起。

  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具有敏銳商業頭腦的湖南人率先聞到了商機,蜂擁而至。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走在大街上到處都是尋找創業機會的湖南人。今湖南人在深圳的數量將近100萬,居外省人之首,僅次于在深圳的廣東本省人。他們活躍在深圳的各行各業。可以說,如同明清時以湖南幫為主,打造了漢口這座國際化商業大都市一樣,深圳這座國際化現代商業大都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湖南人打造的。據了解,深圳有400多家較大型的企業由湖南人創業或掌控。2002年開始評選的“深圳市市長獎”,第一、二屆均由湖南商人獲得。

  到廣東深圳沿海一帶創業表現得最積極的當數明清寶慶幫的后裔今邵陽人,特別是邵東人。上世紀90年代初,他們風聞英國殼牌公司將在惠州大亞灣建廠,發現商機無限,于是呼朋喚友,成群結隊,以億元為單位,攜帶巨資到大亞灣發展,硬是在大亞灣畔壘起了一座嶄新的惠陽城,人稱“新邵東”。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當代湘商在本省和全國各地都得到快速發展。今天,活躍在全國各地的湘商有數百萬。他們正在合力抱團,尋求整體突破。據湖南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主任毛七星在今年元月召開的湖南異地商會首屆會長年會上說:自2003年重慶湖南商會、陜西湖南商會正式掛牌成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湖南異地商會已經正式掛牌成立了32家(其中省內10家,省外22家),正在籌備或即將啟動的13家。湖南異地商會登記在冊的企業法人會員已達2萬多人,緊密聯系著10萬多家關聯企業。這些商會正在不斷發展和壯大。如湖南浙江商會建會初期只有會員企業116家,現在已經發展到了460多家;北京湖南企業協會發起時只有52家會員企業,現在已經超過200家;四川湖南商會成立之初只有100家的規模,現在發展到了400多家會員單位;廣東湖南商會已經聚集了1200家會員企業。

  異地湘商正在積極參與區域經貿合作與交流,成為湖南“富民強省”的生力軍。近年來,湖南異地商會作為橋梁和中介為家鄉招商引資、推進區域合作共引進項目465個,合同引資888.2億元。他們發動社會力量募集的愛心捐款已超過1300萬元,用于家鄉的救災、助學、扶貧,這些善舉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和地方黨委政府的肯定。

  省內也誕生了以“十大魅力湘商”為代表的一大批在全國乃至海外有影響的湘商翹楚。這些人中既有在零售業中如魚得水的巨賈,也有在高科技行業一路領先的豪商,還有為弘揚湖湘文化作出了杰出貢獻的文化商人。而帶領長豐集團進入我國汽車行業頂端的李建新則在長沙市雨花商文化節上當選為榮譽湘商,長沙市高橋大市場的羅映紅以網絡投票最高票當選為最佳人氣湘商,曾多次引起媒體關注的曾小山當選為媒體關注湘商,湖南宏夢卡通公司的掌門人王宏還被評為最佳典范湘商。在雨花商文化節的商道心靈對話中,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湘商”的提出預示著湖南今后的發展方向。

  湘商已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2007年,《長沙晚報》首次發布“湖南富豪500強”,入選門檻為5000萬元。名譽首富袁隆平超過1000億元的身價。梁穩根以個人財富188億元位居第一名。統計還顯示,梁穩根的財富兩年內增加了150億元。其中,40億元來自于股改,把非上市資產轉成上市資產;30億來自于產業創富;80億元來自股價的上升。三一集團內部材料披露:2006年三一集團在股票二級市場多有斬獲,股票投資收益為10億元左右。引人關注的是,三一重工管理層中股改后財富劇增的還包括袁金華、毛中吾、唐修國和向文波等四位元老級人物,他們的財富也均在20億元左右。而山河智能的何清華,由于股價的瘋漲,其身價一年內飆升至36億。

  榜單收錄了22位省外湘商富豪,而且排名靠前。前10名富豪中有省外湘商4人:周建和(第2名)、歐亞平(第5名)、傅軍(第7名)、張鍇雍(第9名)。特別引人注目的是“U盤之父”鄧國順(常德人)、“80后”小青年高燃(益陽人)。

  鄧國順研制出世界第一款閃存盤,取名優盤,1999從新加坡回國創業,成立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朗科科技已經連續四年實現國內移動存儲市場占有率第一,其優盤牌閃存盤的知名度更是家喻戶曉。

  高燃,MySee總裁,1981年生,清華大學新聞系本科畢業,2004年創業,2005年2月創立MySee.com。12個月后融進了10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他的P2P商業模式,被認為將來市盈率可能超過GOOGLE,公司的P2P流媒體技術在國內乃至國際都居于領先地位。

  在上榜的500位富豪中,共有21位女性,占上榜總人數的4.2%。前三位女富豪是:誼信創匯農業的易瓊芝,財富4.1億元;忘不了服飾的羅美元,財富3.6億元;岳麓山建筑工程的吳建平,財富3.5億元。

  這份榜單是由湖南富豪網組織13名專家經過1年多時間調研、核實后編制出來的。據牽頭人周功禮介紹,期間,他們走訪、調研了湖南超過2000家企業,數據來源有上市公司公開信息、行業公報、工商局、工商聯、媒體以及富豪身邊的人,雖然由于一些客觀原因不可能百分之百準確,但所公布的數據基本接近事實。

  由于政策優惠、地理區位效應等原因,湘商的財富擁有量雖然與浙商、粵商等沿海商幫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湘商正在崛起,卻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在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長豐集團董事長李建新連續上書提案,要求為湘商正名。在首屆湖南異地商會會長年會上,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和省長周強正式提出了“湘商”概念。隨著大批成功湘商在本土和全國相繼涌現,湖南正在努力開啟重商時代。 

  2007年9月26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辦的首屆湘商大會在長沙勝利召開。在會上,重慶湖南商會首任會長、全國湘商聯誼網召集人伍繼延先生等首倡《湘商宣言》,一千多名湘商代表在百米宣言長卷上簽下了自己神圣的名字。

  這是當代湘商群體首次集體亮相。雖然有關湘商爭議的話題也許還會繼續下去,但不管你承不承認,湘商已經登上中國歷史舞臺。
  
  
  注釋:
  ①《舊唐書》卷五三《食貨三》。
  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
  ③《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旅居福建廣州潮州三公幫概述津埠洋貨局取代跑合人沽發貨物情形文》。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2—1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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