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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對華人家族企業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從“農業-宗法”社會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倫理型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都屬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文化。就儒家文化的系統性和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影響來看,儒家文化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道家看似虛玄,倡言“無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卻是為了“無不為”,當時的“無為”是在等待時機,時機一到就更加“大有為”,但消極避世的思想抹殺它一定的光彩。法家文化一切以實效為依歸,具有更明顯的現實精神,自秦嚴刑峻法和秦朝的迅速崩潰后,法家文化逐漸走向窮途末路。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更是世界軍事領域著作的一朵奇葩,但沒有續作者發揚光大。儒家文化主流都是經世致用、興邦治國、教民化俗的。中華文明之所以數千年流長而不衰,就得益于孔子及其后歷代圣賢的儒家文化的精神滋養。儒家文化就當前對國家、社會、民族、政治、經濟、倫理、道德、企業、個人的現實意義影響而言,有其相當先進性的一面。當然儒家文化有其不容置疑的優點,同時也有明顯的缺陷和不足。這就需要我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吸取精華,剔除糟粕”,這里我們主要探討它的優點,發揚儒家文化先進性的一面貢獻于華人家族企業。

  所謂“家族企業”,指企業資產和股份(50%以上決策權)主要控制在一個家族之中,領導層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員出任,企業內部管理帶有濃厚的家庭色彩。或者用泛家族規則來整合企業的管理資源。首先,東南亞是最早的華人移民地之一,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華人經濟已成為東南亞各國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東南亞華人經濟就是靠華人家族企業支撐。港臺的大型企業如長江實業、臺塑也是家族企業居多。據統計,目前在中國國內的民營經濟中,家族企業至少占到了90%以上。在這些企業中,既有單一業主制的企業,也有合伙制的企業、共有制的企業,甚至還出現了家族成員保持臨界控制權的企業集團。所以,發展民營經濟必須大力發展家族企業。中國下一輪經濟發展的主力將是以家族企業為代表的民營經濟。

  國學大師錢穆曾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家是中國人的生活重心,研究華人的企業文化,自然要特別注重對華人家族企業的研究,家族企業是華商企業的主要經營形態。華人家族企業有兩個基本特征:首先,中國人的群體精神是“家本位”群體精神,具有典型的家族文化特征。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就是“家本位”的代表。儒家的治國之道,就是強調君王應當像“家長”關心家族成員一樣關心自己的子民。在家要父慈子孝,在外任職要做父母官,一切都要遵守倫理秩序。所以,中國人的社會人格是以“家”為中心的。其次是家旅世襲制,由于長期的專制統治,形成了中國人特別嚴重的內耗特點和防范心理,但它也強化了中國人的家族意識,迫使人們從內尋求支撐,以血緣關系為最基本的紐帶,滲透到家族資本的運作特征中去。中國人在本土以血緣為紐帶抗拒天災人禍,而在國外,上無片瓦遮天,下缺立足之地,就只能以血緣紐帶求生存求發展,由此形成海外華人獨特的家族世襲管理模式。所以絕大多數華人家族企業的傳承都帶有世襲的傾向。

  儒家文化講究“仁、義、禮、智、信”。

  儒家思想是以“仁”作為核心的概念。孔子所謂的“仁”,在字型上是“從人,從二”,亦即“二人為仁”.“仁”字的基本涵義是二人的關系,仁也即“愛人”,從而道出人與人之間適度的關系,最終的實現通過“善”聯接。

  儒家文化講究“擇善固執、止于至善”。若是孤獨的一人,則沒有行善的機會。所以,儒家沒有關起門來做圣人,而充分發揮社會關懷。這有利于發揮華人家族企業家精神的塑造,也有利于華人家族企業家“富則兼濟天下”。最終驅使華人家族企業家最終把一定量的社會財富通過捐贈的形式回饋社會。彭年酒店董事長、港商余彭年全身投入“彭年光明行動”的慈善事業,5年內在國內的甘肅、湖南、青海等九省一市計劃投入5億元做20萬例免費白內障手術。而且每年都有大量財富進行捐贈。余彭年從幾乎身無分文的內地人只身到香港闖天下,從打工者一步步積累財富,創立年營業額達20億彭年酒店集團。期間積累財富的艱辛恐難為他人所知。但擁有了財富卻兼濟天下。這和儒家文化“向善,行仁”的深刻思想不無關系。“仁”還促使華人企業家完成一定的社會價值。阿里巴巴網站創始人兼董事長馬云講過:“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的。企業家的公民意識正是源于這種企業家精神”。“仁”套用一句很現代的話就是“以人為本”,真正“以人為本”的企業家,也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中國歷代國家都有實現“仁政”,企業家也可以實現“仁商”,這樣可以促使企業家和員工實現和諧相處的精神。

  義是事之“宜”,即“應該”。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行為。用一個常常受孔子和后來儒家的人蔑視的詞來說,那就是為:“利”,在儒家的思想中“義”與“利”是直接對立的。所以孔子本人就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里華人企業家如理解不是很深刻,舍利而取義就大錯特錯了。在改革開放初期確實影響了很多企業家。其實,要深刻理解:企業的本質天然具有趨利性,企業的最大目標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此需辨證理解“義”與“利”的關系。孔子也曾說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商人其實有三種境界:第一種商人只知“唯利是圖”,舍義而不顧,這種商人往往不擇手段追求錢財,最終做不長久。第二種商人“有義無利”,只講哥們義氣,到處被人賒欠,資金鏈一旦斷裂,弄的企業衰敗。二世祖敗家的例子不勝枚舉。第三種商人講究“有利有義”。這是商人最高的一種境界。這種情形是可以做的到的。香港首富,世界上最成功的華人企業家李嘉誠就講過“行仁義之事,賺無量之財”。李嘉誠成功幫助包玉剛收購九龍倉就做到“有義有利”。李嘉誠不遺余力幫助包玉剛的中資財團,是出于義;后得到九龍倉的股份,則獲得了利。所以,對于華人家族企業家,更應辨正理解儒家文化中“義”與“利”的關系,這樣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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